文艺新媒体，我们该怎样拥抱你？

这些条文都是特别同意存在的证据。

二、对议题的研究进路 下面简单说一下我思考这一问题的总体思路。然后，几百名家长就将农业部告到法院，认为农业部的通知违反了基本的科学精神，违反了法治。

将宪法价值与科技价值加以平衡的重要平台就是宪法，有了宪法共识才能让人类继续生活在自由、幸福、有尊严的环境中，确保人类永远主宰未来，不会由技术来主宰人类，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定，不再恐惧，不再焦虑，不要害怕未来怎么样。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宪法理论、宪法秩序，但在一个原子弹、一个核武器面前，宪法到底有没有控制核武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是现在所说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恐惧。美国现在很多律师事务所，一方面使用所谓的AI律师来完成一般的文书分类、案例的整理等工作，另一方面在印度找印度律师事务所，委托他们完成一般的法律服务，因为录用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太贵了，而印度律师所就比较便宜。大家都熟悉的1919年的魏玛宪法，从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转型的魏玛宪法，体现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因素。最近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法学的使命不是赞赏科技发展带来辉煌的成就。

在这方面，现在科技技术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在这点上，人类的主体性是任何技术都代替不了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网络技术的发达提供了这种可能，知情同意的电子化、网络化正在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知情同意原则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成为了一个疑问而被讨论。知情同意书的签署通常发生在信息收集之时，而对信息的实际利用则发生在其后。第二，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一项法律术语，所使用的主语境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下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对库存样本的后续利用都无需再获得同意，那么参加者的自主又如何实现？生物资料库知情同意模式的革新都是以上述争点为中心而展开的。

[26]再者，同意并不总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形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不必经过同意，这样的例外规定在各国法上普遍存在且呈现增多的趋势，使得知情同意原则逐渐被蚕食。特别同意对生物大数据的研究利用造成障碍，概括同意作为对特别同意的矫正部分化解了困境，却又因失于宽泛而饱受诟病，继而，各种折中改革方案被提出，特别同意和概括同意在立法中被进行新的整合，改革呈现迂回的前进。

[17]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第34页。这种模式将研究相关的所有信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分层，并分阶段地提供给参加者自由选择。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原则不缺乏权利基础，分别来自宪法和民法两个不同层次。知情同意原则否定论就是上述思潮的集中反映。

在历史的流变中，知情同意原则一根发多枝，但唯一的精神内核却恒久未变，即个人自主。[64]参见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9条。[56]不过，该种同意模式也遭到很多质疑。然而，迄今为止，成熟的模式尚不可得，共识并不存在。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宽泛同意包含多种具体形式，各具体形式间的宽泛程度又各有差异。作为生物大数据的载体，生物资料库是支撑国家生物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基石。

被剥离了自决灵魂的同意只剩躯壳，以自决的让渡换取使用便利，成为一种时代性变节，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奈的变节者。由于大数据处理具有高频次、自动化、专业化、场景复杂性等特征，要求信息处理者对每一次利用都事先获得同意或将极大地损害效率，在实践中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

其次，对个人同意能力的不足可以想办法弥补，这正是知情同意模式改革的方向。平衡理念下还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当保护与利用的冲突不可调和而必须作出取舍时，何者应被置于优越地位？笔者认为，应取个人权利之保护。[9] 2.知情同意原则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发展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研究对人体组织样本的利用日益频繁，知情同意原则被延展适用于研究领域。[65]对范围广阔的个人信息进行类型化规范，乃至于对部分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专门立法，是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策略。例如，挪威《健康研究法》（The Health Research Act）第13条第2款规定，同意必须建立在对具体研究项目的特别信息知情的基础之上，除非有参加者明确授予概括同意的情形。由主管机构负责评估风险是一个备选方案，不过，考虑到大数据处理的专业性以及频繁性，主管机构是否有能力及精力担负风险评估之责，尚待考证。

[65]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51页。况且，同意是一个主观的事项，同意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只有本人知道。

于彼时，个人可以就少量的信息与信息处理者进行面对面的个性化交流，基于充分的知情作出具体明确的有效同意。笔者不赞成个人信息的三分法或者更复杂的分类，其虽然看起来更加细致，但是将增加分类的困难，且易导致混乱。

第三，生物资料库所暴露出的知情同意原则困境最为淋漓尽致，对其解困之路的探讨最多，所得出的经验也最具启发意义。这或许可以被称为大数据的挟持。

3.改变单一的同意模式，实行多元化、个性化的同意模式，尊重信息主体的自主选择。尽管遭到很多批评，但从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来看，概括同意毫无疑问是目前生物资料库主导性的知情同意模式。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列举的敏感信息有：有关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的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宏大的议题，需动用不同的法律部门，但就私法的角度观之，保护个人信息的一条根本准则是：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披露、储存、利用，必须经过本人真实的同意，并以事先充分的知情为前提。

再者，减轻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义务而由参加者自己把关，是否能够更好地识别出研究中的风险也是一个未知数。由此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对未来研究的同意，在样本采集时应当如何作出？对此，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令研究者对每一次新的研究利用重新获得参加者的同意。

[16]参见贺栩栩：《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第61页。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成就便是确立了知情同意原则，法典第1条便规定了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世界各国主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均发生于小数据时代。（二）利用过去用于诊断、治疗的有身份标识的样本进行研究的。

二分法已足够，即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即使是在这一名词最早被提出的生物资料库领域，真正的分层同意和动态同意也还没有真正实现，而是只有零星的实践。3.知情同意原则的权利基础 在惯常的权利思维下，必须追问知情同意原则的权利基础为何。参加者可以进行个性化的知情同意偏好设置，包括希望接受信息的范围、种类、时间段与频度等等，也可以随时登陆平台更改设置。

有学者直言，同意不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至于其中究竟应包含几种同意模式，很难以量化的方式表达。

鉴于传统知情同意模式的种种弊病，改革在所难免。（4）概括同意（broad consent），即对信息使用的大概范围作出宏观的限制，但不特定到十分具体的使用目的。

在大数据面前，个人自决的价值真的不再必要了吗？在笔者看来，自主是个人信息保护之魂，当批评直指知情同意原则的存废，也就是要动摇个人信息保护大厦之基，对此，必须保持谨慎的立场。生物资料库的知情同意模式革新提供了解困之路的最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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